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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故事·思念

时间:2012-11-27 10:38:51  来源:北大荒之情网  作者:杨以明  
 
徐惠光(一)  
  我在《到兵团去》一文中提到,离我们而去的十余人中,有一个让我魂牵梦绕、十分怀念的发小、老同学、老朋友——徐惠光。 
  小学五年级时(1961年),我们班来了一个名叫徐惠光的新同学,从北京八一学校转来的,大家投去羡慕的目光。很高兴的是,我们编在一个学习小组,因为同住省政府宿舍,相距不过几分钟,那时,他的两个小弟弟还没上学呢。1962年上中学时,我俩同时考入哈市十七中,又在同一个班。1965年考高中时,又一同进入哈十三中,还在一个班。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仍然形影不离;到兵团时,又同车而去,同在一个连。直到1993年元旦,在丰台康复医院,陪他过最后一个生日。
  共同度过了30多个春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上帝的恩赐,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厚礼,只可遇,不可求的。记得少年时代 各厅局宿舍都集中在一大片,共有二十几栋楼,有许多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在他们中间我小有名气,惠光常常跟着我,大家很快就熟了。我们一块弹玻璃球,一块撞拐、骑马打仗;我们一起爬树,去摘臭李子;我们一块去逮蝈蝈,顺便摘点灯笼果;我们一块游泳,一起参加哈尔滨市3000米及30华里长游;我们一块滑冰,他进步快,进了市少年队;我们也偶尔学一下他的京腔,哄笑一会儿……文革期间,我们又一块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一块参加107静坐(中山路107号);共同目睹了哈一机坦克向九中广播站开枪……我们厌倦了,我们烦了!我们天天泡在松花江中,我们去摸蛤蛎,看谁潜水本领大。3-4米尚可,过了4-5米后,耳膜被水压得吱吱响,很疼。我们经常躺在太阳岛沙滩上,看着蓝天白云,天南海北地神聊……我们似乎预感到什么,拼命地玩。1968年夏天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这年9月27日,我们就到了兵团……
  我们在一块的事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喜怒哀乐。我们彼此太熟悉了,熟悉对方就像熟悉自己。我们十分了解对方的家,熟悉对方的父母,熟悉对方的兄弟姐妹。我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但思想感情的涓涓细流,从发源地开始,途径三十余载的不息流淌,综汇成流!
 
徐惠光(二)
  1993年元旦赶到北京。我心中十分清楚,这将是我陪惠光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上午十时,匆匆赶到丰台康复医院。弟妹告诉他时,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居然向我点了点头,嘴角动了动,又昏昏沉沉地睡了。我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拉着他的手,有点凉,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他在努力、在挣扎,可望延续生命。刚刚44岁,上有老下有小,难以割舍呀……我也感觉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抗争,他的体力消耗殆尽,余下的能量越来越弱了。
  简单地交换了情况后,与弟妹及惠峥(惠光的妹妹)只能静静地看着他,陪他过这个想过也不想过的生日。弟妹问我:“回沈阳几点的车?”“晚8点。”“这个家还靠你撑着,多保重。” 走出病房门口时,又转身看了他最后一眼,透过泪水,见他躺在那里……别了,兄弟!
  记得1968年刚下乡时不久,恰逢国庆节休息,想起了最要好的同学马江淮,他在一营,我俩决定徒步去看看他。问了一下路,有人说从二营到一营30多里,有人说40多里,不管它多远也要去。 刚下过雨,路十分泥泞。矮腰水鞋,虽走路方便,但总是往鞋里甩泥,走一走就要脱鞋倒一倒……
  第一站老牛队终于到了,在井边喝点水,拐向右边,进入茂密的树林子。走过沙坑,穿出林子,来到一营五连。略事休息,吃了随身携带的馒头,又向前走去。经过305后,过了好几座罗锅木桥,见一小溪,有一米宽,和惠光相视一笑,这肯定是江淮吹嘘的轱辘滚河了!这一路可真不近,足有40多里,真难走,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文革中的长征队……终于到了,心诚则灵,见面的喜悦掩盖了一切。
  那年,惠光接任司务长后,召开全团春播表彰大会,有五、六十人参加会,每人餐补5元,直接拨到连里。惠光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为食堂增收节支。他针对当时情况,作出了如下方案:他通知豆腐坊,多加工了几桶浓浓的豆浆,准备了碗,还放了一盆糖。一切准备就绪,进入会场前,告知与会者,浆子随便喝,糖随便放,不够管添。来开会的都是机务“油滑子”们,哪见过这么大方的连队,这么大的便宜,岂能不占?!还开什么会,全让浆子勾走了魂,左一碗,右一碗,喝了个肚圆!会后会餐,桌子上的菜,花数很多,用丰盛来形容不过分,但是每盘的量不大。这帮人此时是,眼大肚子饱,喝了一肚子浓浓的浆子,根本不消化,有点胀肚,更谈不上饿,干瞪眼,吃不下去。惠光还笑容可掬地示好,并大声说:“今天设宴,大家不要客气,吃好喝好!管吃管添。” 与会者顿时醒悟,惊呼:上当,上当!
  还有一次是惠光调北京后,我去看他。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按照他的指点,只记得最后一个换乘的车是325路,到西三旗下车。他已迫不及待地在收发室等候了,见面后,互相打一拳,紧紧握手。他告知:这是北京与昌平交界处,可以看到秦城监狱,并说这地方,我是同学中唯一来过的……
  1988年末,学校刚分他房子,在马莲道,我从青海铝厂公出回来,约大毛、马三一起去庆贺。那天弟妹下班,高高兴兴带回来一张彩色电视购物券(1988年抢购风潮席卷中华大地,买电视要凭票)。那电视要1800元,弟妹问他:“买不买?”他未做声。我们悄悄问他:“怎么不买?”“没钱!”“你有多少钱?”“200元。你看电风扇,都是我用鲜血换来的!”“至于嘛!”“真的,学校献血,给了90元。”我开始东翻西找,还有500元:“先拿着,再想办法!”大毛说:“我这有500元。”马三说:“剩下我全包了。”我扫了惠光一眼,见他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看了看弟妹,似乎在说:看我这帮哥们!
  转年4、5月份,收到了惠光寄来的钱,还有一封信,告诉我他牙龈上发现黑色素瘤……我动员他来沈手术,因为沈阳医务界很熟,便于安排。后来他决定去徐州医学院。再见到他时,左下颚骨已摘除,面部神经破坏,左眼不能自动开闭,要用手帮助。经常睁着眼睛,白眼球充血,整个人已经面目皆非…… 人,不认命不行,惠光调北京后几经周折,刚刚分到了房子,工作已将调至附近,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憧憬着美好未来时侯,他却病了,还是这么个病,哀哉!惜哉!痛哉!苦哉!
 
怀念二老
  徐伯梦纯,河北迁安人氏,吕正操将军的老部下,追随将军奔赴抗日疆场。见过他的人,都会记住他额头上深深的一条伤痕。这是日本鬼子三八大盖留下的,在当时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在残酷的扫荡中,历时半年多,才逐渐恢复过来。真是捡回一条命。1955年授衔时徐伯为上校,来黑龙江后任农业厅党委书记,行政十三级。他的话很少,语言简练,像是在口述电文一样。在军人特有的威严之下,却透出和善、慈祥。他平易近人,每次探家,都要去他家吃饭聊天,受益匪浅。徐伯病了:脑出血。经抢救后,脱离危险,但要靠鼻饲维持生命,在董姨的精心照料下,维持了好几年。 
  董姨月华,虽然是资深的抗日干部,但在她身上,令你感觉最多的,她是位慈母。在她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嘘寒问暖,亲自为我们下厨做饭,在她的目光下,会让你感觉到被关爱的温暖。1993年元旦后,惠光去世的噩耗自北京传来,按惯例,春节要打电话问候的,我考虑再三,通话之后,问了声好,立即挂断。她若问我惠光的病情,没法回答:撒谎,不可能。尚且良心过不去;说实话,董姨这年怎么过?!董姨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送走了从炮火硝烟中,共同走过来的老伴后,相继又送走了两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世上最难的事,她都默默自己装在心中,只有她自己面对,只有她自己承担。 2006年夏,我去天津看望老人家,医生诊断她脑萎缩,但居然能认识我,令人惊讶!她静静地坐着,慈祥的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那天陪老人家一下午,临走时,她坚持出来送行,她在惠铮的搀扶下,站在那一动不动,只见银发飘飘,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剪影。突然,一股巨大的酸楚之情涌上我的心头,眼前模糊起来……董姨:您慈母的形象,在我心中永驻。给您叩头了!与惠光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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