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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北大荒回忆

时间:2010-09-27 09:58:55  来源:北大荒网  作者:  

 ayg北大荒之情

我愿意回忆开发北大荒、建设友谊农场时的艰苦工作和生活,因为那是我一生中经受磨炼的珍贵片断。这段美好的岁月与年轻人的热情、崇高的理想紧紧相连,是我一笔永远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2年,我从莫斯科委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当我告别了红场,告别了列宁墓,告别了同甘共苦十多载的苏联人民的时候,我是怀着怎样一腔热血回到了祖国啊!祖国用温暖的怀抱迎接了她的女儿。回国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
1954年,国务院做出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地区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决定。当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异常兴奋,觉得锻炼自己的机会到了,立即申请参加垦荒建设农场工作,并征得了家长的热情支持。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要为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把我的一切献给刚刚建设起来的伟大祖国的强烈愿望。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工作者,我多么希望祖国的每一寸肥沃富饶的土地,都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使人民都能丰衣足食啊!在那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年代里,哪一个中国青年不是怀着这样远大的抱负呢?
那时,我学的是农业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是别国的农业实践。为了能使理论与我国农业实际联系起来,我必须深入生产实践,熟悉农村情况,同时,在思想意志上锻炼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激励我加入了开发北大荒、建设友谊农场的行列。
1955年初春,我们踏上了去友谊农场的荒原之路。纵横数百里的莽莽荒原,像浩渺的海洋延伸向遥远的天际。在它荒蛮、粗犷的胸膛上,覆盖着严冬的积雪。北大荒真荒凉,在莽莽荒原上走一整天,也难遇到一个人影。记得在五分场东部一个叫“康家店”的地方,有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屋。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破门而入,就在这里搭起了两个大通铺,落下了脚。顿时,茅草屋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炊烟活泼地在蓝天上画起图案,这使得荒凉、寂寞的草原顿时有了生气,这破烂的茅草房,变成了垦荒战士的中心营地。沉睡了千年的荒原,被勤劳、勇敢的垦荒战士用生活的歌声唤醒了。从此,开始了我的垦荒生活。
北大荒的初春夜晚,依然寒风凛冽,我和刚几个月大的孩子还有从哈尔滨带来的保姆小胡,跟着同志们拥挤在一张通铺上睡,用体温互相温暖着,抵御寒风的侵袭。
转眼间夏季来了。破烂的草屋经不起风雨的袭击,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用大盆、小桶来接雨。白天还好说,要是夜间下雨,就更糟糕,从晚上一直忙到天亮,谁也不能休息。雨天在外面走路特别费劲,吸水性很强的黑土地泥泞没膝,拔腿十分艰难,往往是拔出脚掉了鞋,稍不小心便摔倒在烂泥里变成“泥菩萨”。
那时吃得也很差,长期吃高粱米和玉米米查子,蔬菜又很缺乏,只好吃咸菜。加之这偏僻的荒原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吃的和用的都得从很远的地方运进来,一旦下雨,泥泞不堪的道路便无法通行,给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那时都很年轻,身体也好,又有一股子热情,这点暂时的艰难困苦,同父辈们打天下时的生活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真的,连我那刚满五个月的小孩也经受了不少考验。
由于我营养不足和疲劳所致,奶水很快没有了,只能用大米查子米汤把窝头捣烂后喂孩子。在那样的条件下,顾不得讲究卫生,加上营养太差,孩子闹起痢疾。我只好用土法子给他治,把难得吃到的馒头烤焦了,碾碎成糊喂他,再给他喝较浓的茶水。这个土法子倒挺见效。我的孩子当时在友谊农场是惟一的婴儿,又加上他生得很可爱,同志们都很爱护他,关心他,领导上更是照顾。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和关怀,更坚定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由于年轻,精力特别充沛,虽然工作紧张,我没有改变爱干净的天性。每天工作回来,打扫房内的卫生,穿的、用的,所有一切都要擦洗干净,否则坐不下来。我觉得一个乐观和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不仅在工作上要有那么一股子劲儿,在生活中也要讲究点精神。
我常满怀兴致地回忆许多往事,虽然都是细小的琐事,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首先是那些年轻人,他们天真活泼,爱说爱笑,对工作困难毫不畏惧,全心全意地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发北大荒这块处女地,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北大荒的第一茬庄稼。
记得开荒的时候,为赶季节完成开垦任务,人停机车不停,驾驶员和农机手昼夜工作。在初春寒冷的夜晚开荒时,狼跟在大犁后面拣翻出来的田鼠吃,把农机手吓得大喊大叫,但仍硬着头皮坚持到底。这些年轻人实在可爱啊!当时城市里来的年轻人没见过狼,看见胖乎乎的狼崽还以为是狗崽,就高高兴兴地抱回来养。
那时,北大荒的狍子很多,时常就有人在荒原深处打到狍子,改善生活,大家美餐一顿野味。我曾经先后养过两只小狍子崽,把它们关在屋子里,小孩子看到后高兴极了,又拍又抱,和小狍子共进餐饭。这些小生灵接受不了人类这种盛情和抚爱,反而十分畏惧,不久,就在惊恐中死去了。这可爱的能为人们增加一点儿欢乐的小动物之死,引起了大人和孩子的一阵伤感。
春天时,每当我从田间回来,总要采几抱鲜艳的野花来装饰我们的房间,使大自然的春意充满我们那不足五平方米的简陋小屋,让春意渗透到我们的心房。那是1956年的一天,领导为了照顾我们试验站的同志,把为数很少的宿营车分给我们一辆。宿营车是田间作业时用的活动房子,四个轮子,随时可以移动。当时能分给我们使用,感到特别激动。欢欢乐乐地搬进了宿营车,我们有了办公室和单独住的地方了,条件大大地改善,生活舒服了一些。我和孩子、小胡,还有另外两名女同志住在小隔间,内设两个上下铺,除此之外还有个小小的桌子可以办公用。孩子没铺,睡在一个小木箱里。
生活安定了,工作随着气温的上升也进一步紧张起来。农场领导分配我筹建农场的试验站,同时拨给二十公顷地,还配备了拖拉机和农工负担试验站的各项任务。我们试验站的4名同志对本站的方针任务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明确了试验课题和项目。根据分工和各自提出的试验课题,对试验场地进行了测量规划,筹备了试验室和试验设备。
试验站的工作开始了。首先面临的是春耕、春播生产任务。由于同志们都是刚离开学校大门的,虽有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不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遇到困难。我们解决困难的方法就是大家一起研究办法或翻阅教科书和其它资料,从中找答案解决问题。有一次搞流量试验,要调节播种机的流量时,大家都没把握,担心弄不准,于是就翻起书本,一边读一边照书本上的干,反复折腾多次,掌握了要领,练习了一整天后,才正式播种。同志们笑我们是“书呆子”。
北大荒的春天虽然短促,但非常美丽迷人。至今,我难以忘怀那草原上蓬勃烂漫的野花,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仿佛那阵阵清香还荡漾在身边。最多的是那成片的野百合、野芍药花。远远望去,野百合像绿色草原上的一片红火;野芍药白得像天际的一片白云。温柔多情的太阳,照耀着生机无限的大地,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那么明媚,那么美好。
和风吹拂,我们在田野劳动得十分愉快,激情满怀。劳累的时候,就扬起脸仰望蔚蓝的天空。伴着我们的歌声,成群的大雁排成“人”或“一”字形掠过我们的头顶。它们从遥远的南方飞回到改变了面貌的故乡,找不到原来的巢穴了。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像注满了甘露的稻田,一片芬芳、香甜。
按理说北大荒的夏天应该是很舒服的,谁料到,白天炎热的太阳毫不留情地将全部热能投射给大地,长期受冻的乌黑土地,贪婪地吸收着太阳的恩赐,却苦了我们这些田间劳动的人们。头上暴晒,脚下火烫,再加上埋伏在植物丛中的蚊子和小咬的围攻,真是难忍的煎熬。小咬和蚊子的数量要以群团来计算,随手一拍就是十几个。当你蹲在田间观察测定作物生长发育情况时,蚊子、小咬叮得你像疯子似的手舞足蹈,不停地乱蹦乱跳,浑身上下不停地拍打,脸也不能怜悯,照样打自己的耳光。蚊子、小咬经常飞进嘴里、眼睛里、鼻孔和耳朵里,使人无法工作。后来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总是穿着长袖厚衣和长裤,把袖筒、裤角扎系起来,头上戴个有密网的防蚊帽,这样封闭“武装”后才能工作,其实闷热的滋味也是够受的,但总比被咬着强些。
更可恶的是“中咬”,它们能从蚊帐的纱孔中钻进去,肆无忌惮地叮咬着我的孩子,把他咬得哇哇直叫。孩子被咬得浑身全是密密麻麻的疙瘩,脑袋像个凸凹不平的核桃。孩子哭叫时,我又心疼,又怕影响同室的其他同志休息,就咬着牙,顶住白天的劳累和困倦,给孩子驱赶蚊子,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还要咬牙振作精神工作。有一次,我蹲在小麦地里观察小麦孕穗时,困得实在无法自持,倒在地里睡着了。不一会儿被蚊子咬醒,起来时,眼皮、鼻子、嘴唇都被咬得肿起了大包,活像个猪八戒。回到家,小胡看我的狼狈相,又可怜又好笑,孩子看了更是哭着不敢靠近我。
不久,小胡回家探亲去了。没有了她的帮助,孩子成了我的累赘。我想了个办法,把宿营车里的床用栏杆围起来,把孩子圈在里边。一开始孩子说啥也不肯,一见栏杆就拼命地哭,哭得我心如刀绞。但我还是狠心离开他去工作了。很快,孩子习惯了一个人玩。也许是他知道母亲工作忙照顾不了他。他常站在床边的小窗口看着外边来往的行人,他很会逗趣,引诱叔叔阿姨们前来抱他,带他玩。场里的同志也很喜欢他,每当经过宿营车时,总要看看他,或抱他玩玩。到下班时,大家就抢着把他抱走了,直到天黑才送回来。我就趁这点儿时间料理一些工作或家务。
友谊农场第二个金色的秋天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喜悦啊!辛勤劳动的果实堆满了场院,小麦像山一样,“满金仓”品种大豆堆成一座座小山,在阳光下放射出金色的光芒。这光芒照耀着每个垦荒战士自豪的脸庞,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心花怒放。我把孩子丢在这金色的山堆上玩,让他也分享我们的丰收喜悦。他在豆堆里自由自在地嬉戏,从上往下滚,从下往上爬,开心极了。
1956年的晚秋,我们试验站的试验室盖好了,职工宿舍也盖好了。我也分到了一间平房。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小胡从哈尔滨回来了,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她答应我等第二年春天再回家团聚,一定要陪我度过这个严冬,她说让我带孩子她不放心。
冬天是严酷的,分给的取暖煤不够用,各家都打了很多草来补充。我们没劳力,工作时间又紧,没有工夫打草,只得省着烧煤。这样一来,屋里温度很低,炕也冰凉,一到半夜,小屋里冷得像冰窖,早上起来,北墙结了一寸来厚的冰霜,被子被冻在墙上怎么也拽不下来。孩子的小手小脚肿得像小馒头,伸着小手叫“疼、疼”,小胡看孩子受这样的罪,心疼坏了,一个劲儿地怨我,说大人吃苦没啥,为什么也叫孩子吃这样的苦?小胡关心我们母子的深情,我至今不能忘怀。
小胡走了,孩子只好自己照看,这给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试验播种时,由于测量小区时错移了位置,长方形的试验小区播成了斜条形,当时没有认真检查,出苗时才发现,无法补救,只得毁种。当时我难过地哭了一整夜,埋怨自己粗心大意,不负责任,造成损失。虽然领导没批评我,但觉得比背了处分还要难过。因为孩子影响工作,领导为给孩子找阿姨,也伤了不少脑筋,连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来友谊农场考察工作时,都特意询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情况。后来,因为找不到保姆,领导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明白领导的意图想让我回北京。可我不能知难而退呀,我留恋北大荒,留恋友谊农场,更留恋我的工作。尽管这里充满了困难和挫折,但更充满了我的奋斗和克服困难的乐趣。
正当我满怀激情地在友谊农场生活的时候,组织上通知我回北京工作。当时我愣了,怎么突然调我回农业科学院呢?我可不愿离开这已经熟悉了的、深深眷恋的友谊大地啊!原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要成立原子能利用研究所,需要我这样的人。1957年初,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爱的北大荒,告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友谊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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